抗旱救灾已成西南五省市最紧迫的政治主题，资金、人力包括捐助，以及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的措施，都在源源不断地注入旱区。我们看到种种供给都是来自政府层面的，那么，灾情最先袭击的旱区农民又该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对抗旱灾呢？

　　凤凰网“穿越特旱区”行动组穿越云、贵二省，在云南砚山县者腊乡掰听村所看的一幕是，由于基层村组织缺位造成村民在领水问题上的无序。消防队10吨水的水车，在保证老弱病残幼供给之后，水该先送给谁，每个村民都希望送水车都送到自家门口，缺乏调度和协调。这个时候，村民们都在不无遗憾地说一句“没有村长啊”。（凤凰网3月24日）

　　掰听村原来的村长因为待遇低和不被村民理解，早已经到广东去打工了，这个村庄的村务治理3个月来一直处于空白状态。掰听村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但那些有村长的村子就能够极大地发挥基层的组织作用吗？

　　我想起了去年的北方旱情。因为北方几省是粮食主产区，抗旱的主题是保农耕。我去采访一位本省农科院的专家，他给我列举了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从“一五”到“十五”之间的数字比例，明显地逐年下降。他同时提醒我，在国家投入比例下降的同时，农民自己投资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比例也在减少—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，由于对“搭便车”的经济顾虑，使得农民不再热衷于去修农田水利工程，水渠、机井等都基本不做了。

　　在有村长的村庄尚且如此，何况掰听村这样村长缺位的地方呢？

　　现在，抗旱救灾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。但全球变暖的背景下，干旱问题不可能每次都靠外地支援、企业捐助、军队战士集中力量打机井、寻找水源这样的非常规措施来解决。政府首先应该加大投入，任何“经济条件不够，基础建设设施受发展条件制约”之类的托辞，都不应该挂在嘴上。但在政府加强力量的同时，基层组织自身包括任何形式的村民经济体，都应该发挥作用，在日常的生产中也好，在临时的应急措施也好，都应有自己的担当。

　　作为应急的办法，旱区的青壮年劳力很多都外出打工，一是节省本地水源，一是可以做到减产不减收。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，留下的老幼妇女怎么办，靠他们来抗击大旱吗？云南曲靖市陆良县就是其中的一个样本，陆良县人武部一名官员也坦言，“有效劳动力大量外流后，留守在家的妇女儿童如何抗击这百年大旱确实是个问题。”（《南方都市报》3月24日）

　　基层组织和自治力量在灾难面前的“中空”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。非常时期需要政府层面的国家力量介入，但灾区群众也应成为对抗旱灾的主体力量之一。作为直接面对旱灾的基层组织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
　　在谈到日常水利基础建设时，我采访的那位农业专家说，“有两个解决方法，一个是通过农民合作组织，相邻地块统一施工，大家凑点钱打井修渠。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农村的基层党组织、村委会进行规划和建设。”把这个日常生产思路换到灾区之前的抗旱上去，旱情不是一日形成的，农民是旱情的神经最末梢，如果每个村庄都有强大的基层组织、有专业的农业合作组织，一些条件好的合作组织承担国家项目，那么，水利建设、抗旱救灾集结号的吹响、救灾物资的有序发放，肯定不会出现临时抱佛脚的现象。